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，所谓的大唐王朝已经开始明显出现不可挽回的衰败之势。
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在评价这一时期曾认为：
“于斯之时，阍寺专权，胁君于，弗能远也；藩镇阻兵，陵慢于外，弗能制也；士卒杀逐主帅，拒命自立，弗能诘也；军旅岁兴，赋敛日急，骨肉纵横于原野，杼轴空竭于里闾。”(《唐纪》六十)指出宦官专权，藩镇割据，骄兵难制，战乱屡起，赋税沉重，民间空竭。这一切，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，使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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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唐时期，特别是贞元末到元和年间，唐代文人中的一部分人，有一种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。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政见，但都有着一种改革弊政，希望中央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的美好愿望。但是，他们的改革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，而朝廷的腐败却日甚一日，作为中央政权最大祸害的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，也是有增无减，再加上牛(僧孺)李(德裕)党争的激烈，使得唐王朝复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尤其是唐文宗大和九年(835)，“甘露之变”发生后，朝野震惊，尤其对文人的震动是很大的。在这样的政局中。许多士子的心态与上一辈相比，已然没有了韩、柳等人的信心，他们虽然也眷恋朝廷，怀抱一线希望，但绝没有元和时期的那种信心，更不用说前辈的锐气了。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处境，也决定了他们已经没有了干预朝政的条件。这个时期的大多数重要作家，都没有进入政权的中心，而是以寄身幕府为主，在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。
如果说，初唐文学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新人新作鱼跃而出的文学时代，那么，盛唐就是一个万花盛开、无比繁荣的文学时代。到了中唐，昌盛时期已经过去，诗派开始自觉，诗人开始分流。人们虽然已经不满足甚至无法真正信赖当时的社会，但毕竟还有中兴的希望。他们为着实现中兴，开出种种药方，或主张变革，或主张恢复道统，或暴露民间疾苦，或用诗歌抒发自己的种种情绪与要求。虽然没有盛唐无所不能的辉煌气象，却自有一股不屈不挠凛然不可侵犯的正义之心。韩、孟、元、白竟相发展，古文运动形成大潮，传奇作品走向成熟，道统观念重整旗鼓。但是这一切，仿佛转瞬时间，已然消失殆尽。然而到了晚唐，好像全然没有了昔日那种勃勃生气，也没有了那种执着不可动摇的追求精神。诗歌到晚唐，已经成为散兵游勇，仿佛个个都要游走江湖或退隐山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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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唐文学时代是宫廷诗人与社会诗人争胜的时代，讲究的是新人效应。盛唐文学时代就是整个诗苑向着大唐王朝全面开放的时代，讲究的是整体效应。中唐文学时代则是各抒己见的时代，讲究的是流派效应。但晚唐文学时代已经兵不成阵，虽然也有许多诗人，也有几位极富才华的大诗人，不幸风衰日落、孤掌难鸣了，讲究的是诗人效应。
晚唐时期，诗的繁荣已成回响，古文运动也因为韩、柳去世，声势消沉，传奇文学的创作也进入低谷，好像一切都像日渐消亡大唐王朝一样，即将山穷水尽。
不过，话也得说回来。大唐虽然即将衰亡，大唐文化已经衰落，但唐代文学还远未走到尽头。
晚唐诗人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数李商隐和杜牧，他们在诗歌艺术技巧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，尤其是他们的七言近体诗，律对精切，文词清丽，笔意婉转，情味隽永，文学史上将他们二人并称为“小李杜”。由于他们的作品写得比较隐晦曲折，千百年来众说纷纭。穿凿附会者绝不在少数。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朦胧诗的起源。杜牧的诗歌虽整体成就不及李商隐，但在咏史怀古、爱情题材等方面也堪称晚唐诗坛的杰出代表。
除此以外，温庭筠在诗歌创作风格上与李商隐尤为接近，二人并称“温李”，他才思敏捷清绮，辞采华丽，所作古体诗或寄托吊古兴亡之叹，或写边塞荒寒之景，辞藻瑰丽，颇含悲凉之意。他的近体诗反映现实的面更加广泛，有羁旅行役、友朋寄赠、身世感叹等多方面，常常发出壮志难酬、怀才不遇的慨叹。
晚唐诗歌创作的题材虽然主要围绕着山水隐逸、咏史怀古、吟咏爱情而展开，但是皆能自成一格，其中许浑、刘沧、马戴、赵嘏等人都有佳作名句流传于世，虽与前面提及的李商隐、杜牧、温庭筠等人相提并论，诚如宋人俞文豹《吹剑录》中所谓：“风容色泽，轻浅纤微，无复浑涵气象。求如中叶之全盛，李、杜、元、白之瑰奇。长章大篇之雄伟，或歌或行之豪放，则无此力量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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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唐懿宗威通以后直至唐亡的近五十年内，社会更是动乱不宁，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衰退的趋势。这时期的诗人大多是前代诗风的追随者。据清人李怀民《中晚唐诗主图》的梳理，主要的诗学体系有——学“温(庭筠)李(商隐)”的唐彦谦、吴融、韩僵；学“姚(合)贾(岛)”的李频、方干、周朴、李洞；学“张(籍)王(建)乐府”的司空图、任蕃、章孝标。学“元(稹)白(居易)”的于濆、曹邺、刘驾、聂夷中、杜荀鹤、罗隐、韦庄等；学韩愈的皮日体、陆龟蒙。他们在诗歌艺术上各有名句佳作，但整体成就与前代不可同日而语。
公元907年，朱温废唐哀帝，建立后梁政权，唐亡。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五代十国。
五代十国时期，社会情况是唐末的延续，藩镇混战，祸乱相继，中原地区朝代的频繁更迭，连年的战争使得农业生产和城市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坏。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，诗坛也更加落寞，皮日休、聂夷中、杜鹤等人用平易流畅的语言写的部分诗歌，颇能反映民生疾苦。罗隐所作的一些政治讽刺小诗和韩偓所作的感愤时事的七律，都是我们了解唐末社会动乱实相的珍贵材料。而对着山河破碎的现实，这些诗人束手无策、徒呼奈何，他们的结局，也是千差万别。或有归隐长寿者、或有投靠起义军者、或有不知所终者、或有终身寄托于幕僚者、或有老死江湖者、或有流入新朝者。其作风，以散漫、放浪者为主；其诗风，以柔媚、火辣者相间；其人物，个性独特、行为放任；其情感，不免愤恨丛生，哀怨混杂。然而江河毕竟东流去，只留下几位文士，几篇诗章，几则小品，几首艳词。悲夫，晚唐诗苑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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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在环境比较安定、文艺比较发达的南唐和西蜀，一种叫曲子词代替诗歌而兴盛起来。因而，这一时期也就没有著名的诗人和优秀的诗歌作品，诗的全盛时期固然已将成为过去，词的美好未来则刚刚开始，且预示着另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的到来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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